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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微信，是一个生活方式。”这是腾讯为自家产品设计的宣传语，如今微信的用户数量已超6亿，“一个生活方式”正在成为现实，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已成为当下较广泛的手机应用。微信增加公众信息服务后，公众账号悄然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形态，在传播信息的同时，也成为谣言的诞生地。

腾讯今年3月曾启动“全民举报计划”，向网络诈骗黑色产业链宣战，4月又配合政府开展“净网行动”，打击网络色情信息。8月7日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、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规范，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。

北京邮电大学国际学院院长、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表示，《规定》出台听取了各方的意见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程序规定，其内容对行业发展、公民权利保护、国家政策的完善都起到了促进作用，从法律本身和立法程序来讲均符合要求。

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生认为，《规定》是网信办出台的规范性文件，基本遵循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，“互联网中的即时通讯工具发展比较快，相关法规出台有一定难度，制定时需更谨慎。《规定》中的‘暂行’两字，表明内容还可调整，还在不断收集各方意见，出台相关政策的速度也许会很快”。

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被问及《规定》中有关公共账号发布或转载时政新闻的资质时说：“建议个人公号不必拘泥于时政，可以向服务性公号转型，与相对适合议政的微博平台相比，微信更大的特长是各种实用信息的供给和办事能力。”

从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一段时间相关帖文统计数来看，关注时政的话题贴数量远远少于民生。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，一些知识分子网友关注的时政话题有219万条，有关民生的帖文是千万级的：就业2656万条，养老2536万条，住房2589万条，医疗6012万条，农民工2877万条；与此同时，新富起来的中高收入阶层关注的生活品质问题，也是千万级的：养生2201万条，保健5773万条，美容25868万条。

“针对时政类新闻的限制，10年前就有了，这里只不过在转述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规定》里面的规定。公众觉得陌生，可能是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。”李欲晓说。那么为什么要专门针对时政新闻进行限制呢？刘瑞生认为，一是时政新闻影响大，二是门槛高。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规范来讲，发布时政新闻要反复核实细节，主流媒体有采编新闻的资质，门户网站只有转载的资质，个人的公共账号没取得资质的不能随便发布和转载。

时政新闻为什么如此特殊？祝华新认为，时政新闻的采访需要较大成本，需要专业的经验和判断，这是专业新闻媒体的责任。管理规定把互联网网站的时政新闻原创、转载资质管理延伸到微信公众账号上是必要的。在此需要强调新闻媒体的专业精神、社会责任感。

祝华新同时提醒公众，对涉及时政类新闻的传播作出规范尽管非常及时和必要，但也需要划定边界：先进，这次主要规范的是微信公号，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，个人账号点对点转发时政类信息，属于个人通信自由。第二，时政类信息是较需要规范的事实性信息，不能以讹传讹，传播虚假的时政信息，但对于网民有关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，对于基于合法出版媒体所提供的有关时政新闻事实的议论，还是要多包容。第三，对于数量庞大的微信公号而言，集中议论时政的公号其实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多公号有更为广阔的内容关切，如果有时涉及时政内容应予包容。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，即使是那些民生类公号也不可能有效绕开时政内容。

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，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，但互联网治理仍处于建设期。

“对于互联网，我们国家从封闭的阶段直接跳到了一个全开放的状态，有效没有准备，我们一个猛子扎进去了，呛了几口水，后来发现不对，我们原来不会游泳，游泳都不会如何网上冲浪？因此从社会到企业主管部门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应的状况。这需要慢慢适应。”李欲晓说，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目前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治理网络空间需三方协力，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能不能依法执行，企业能不能直视自己的责任，公众能不能理性看待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义务和权利的关系，都需要大家去学习。那种“我在网络空间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”的观点应该淘汰。

面对“网络社会”和“法治社会”如何兼容的问题，祝华新认为，一方面要看到互联网并不是法外之地，网络表达必须遵循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规范，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网络舆论的发达释放了转型期社会的底层压力，让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及时发现基层治理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，及时出手解决问题，化解干群矛盾。